符号学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阐明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作为符号学的交叉学科，语言符号学自然也把探讨语言符号与客观对象的关系视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对语言符号意义问题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语言符号的指称关系。但意义和指称并不是一回事，非常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力求全面地认识语言符号与客观对象的关系。

1. 两种观点的对立

意义和指称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围绕着此问题历来并存着两种观点，它们反映了对指称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第一种观点强调指称与意义的一致性，往往将指称理论等同于意义理论。这种观点最初来源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词是事物的名称，人们通过词句反映客观事物。19世纪的英国学者密尔坚持认为，所有的名称都是某些真实的或想象的事物的名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确定描述式”理论是意义与指称等同说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名称只有通过指示或指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实才能获得意义。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这一观点的极端论者，他主张，名称意指对象，对象就是它的意义。

第二种观点强调指称与意义互有区别，反对在名称与对象之间寻求对应关系，主张指称与意义应分别加以考察。早在13世纪，哲学家彼得・伊斯潘斯基（Петр Испанский）就已经注意到语言表达式和非语言现实的双重关系，说明他已在语词本身结构中区分了指称和意义。不过，一般认为是弗雷格（Frege，G.）最先提出了指称（bedentang）和意义（sinn）的不同，他认为，与一个符号相联的不仅有被命名的对象，而且还有这个符号的涵义、意义。蒯因（Quine, W.）也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他在探讨违反等同相互替代规律的原因时发现，在一些语境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指物性，还有其意义（指物的方式）。莫里斯同样支持这种观点，他结合弗雷格的理论，提出了“所指谓”（designatan）和“所指示”（denotatun）这两个概念，对意义和指称间的区别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划分。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同样也出现过上述两种观点之争。比如，公孙龙在他的《名实篇》中提出“夫名、实谓也”；《荀子・正名》中的“名足以指实”和“制名以指实”等提法中的“指”，都有指示、表示、指称、称谓之意；庞朴先生的观点更直白，他在对公孙龙和荀子思想的继承中，干脆以意义释指，把意义与指称直接等同起来。当然，反对将语言符号与对象直接等同起来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尚书・盘庚上》中说“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旨”与“指”通假）；《孟子・尽心上》说“言近而指远，善言也”；《尔雅・释言》说“指，示也”。以上这三个“指”，都有涵义、意向的意味，并不和所指之物一一相对，因此有很明显的反指称论倾向。

2. 历史发展的缘由

意义与指称的等同论与非等同论虽是中外思想史中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实际上都是有根据的，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意义和指称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基本统一到逐渐分离的过程。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分歧只不过是对两个阶段的分别认可而已。

苟志效在《意义与符号》一书中曾对意义和指称关系的发展过程有过阐释。我们认为，他的分析是客观的，对理解意义和指称两个概念是非常有益的。

苟志效先生认为，人类的意义世界发轫于动作思维。动作思维是一种情景思维，必须有实指性对象方可进行。在动作思维阶段，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如汉语中“指”的本意便是“指目之”和“手有所指的指”。《礼记·大学》说“十手所指”。俞樾在《公孙龙子发微》中说“指，谓指目之也。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非指也。”这两处提到的指，说的都是“指”与“意”相通的情形。象形文字出现后，文字符号的意义仍然还来自于对对象特征的直接把握，意义和指称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当文字逐渐脱离了象形符号或象形痕迹磨灭之后，尤其是拼音文字出现以后，文字符号才成了声音的代码，和所指向的实在对象发生了分离。语音可以表意达物，也可以只表意不达物。此时，意义活动和指称活动便有了相对独立的性质，它们可以“携手同行”，也可以“分道扬镳”。

语言学家的论述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索绪尔最早指出，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换言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在被表达的概念和表达概念的语音链中根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索绪尔，1996:101-103）帕默尔（Palmer，F.）在《语言学概论》中更明确地写道：“为了达到人类交流的复杂的目的，我们需要弹性较大，不那么笨重的符号。我们不能把所有可能提到的东西的样品都带在身边，更不用说爱情、荣誉、服从等抽象概念了。可是我们用发音器官发音几乎永远是可能的。利用这种符号的可能性是使人类和低等动物不同的主要力量。我们这一套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在语言里，符号的物质性给去掉了，它放弃了任何跟所代表的事物的相同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我们说把某种心理内容派给某种声音组合完全是武断的。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名和物之间的关系。”（Palmer，1983:7）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虽然曾是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的统一，但二者却在时间的推移中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种虚假观念体系的出现，使语言符号时常陷入了“只表意不达物”的窘况。

3. 意义与指称的关系

3.1 意义和指称之间的矛盾

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但在许多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以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意义和指称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语言符号有意义，但却没有客观的指称对象。理论上讲，“一个表达式，一句话乃至一篇文章，只要它符合语言构词规则，语法规则，它就具有一定的涵义”。（王晓升，1994:112）然而，与这个涵义相对应的指称可能是空集，或者说，它有意义但是没有与意义相对应的实在的指称物，即使有一个指称物的话，这个指称物可能仅仅是观念中的“虚构指称物”。例如，像“美人鱼”“独角兽”“凤凰”之类词虽然有意义，但在现实之中没有指称对象，它们产生于想象，存在于人的想象世界。换言之，意义在这里只是构造了个“观念存在物”。此类现象在数学中更是屡见不鲜，数字史学家F. 克莱因曾指出:“数学家无意中逐渐引进了一些没有或很少有直接物理意义的概念，其中负数和复数是最令人费解的，因为这两种数在自然界中没有“实在性”，所以直到19世纪初，虽已经常被人使用，但仍然受到怀疑。……到后来，四元数，非欧几何中的复元数、N维几何、稀奇古怪的函数以及超穷数的引进，则迫使人们认识到数学的人为性。”显然，数学表达式中所体现的指称仅仅起被意图的指称的功能，这种指称的意向性并不能完全保证它们在外部世界中得以实现。

次之，意义的指称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具有相同意义的语言符号指称不同的对象。“同一个名称，由于它的意义不同，可以指称不同的存在物。”这种情况容易理解，比如，在俄语中，перо既可指“羽毛”，又可指“笔尖”（尽管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毕竟是不同的事物）。但在具体的言语中，常常出现“同一个名称，即使意义固定，但由于语境的变化也可能指称不同的存在物”的情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人称代词“你”“我”“他”等，尽管每个代词意义是相同的，然而由于语境不同，其所指对象却可以是不同的。

再则，意义和指称的矛盾还可以表现为具有相同指称对象的语言符号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九朝古都”和“牡丹之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狂人日记》的作者”，虽然两组词各自的指称对象相同——“洛阳”“鲁迅”，但由于语言符号所反映的所指对象的侧面不同，包含了不同的信息，所以意义是有区别的，不能认为是相同的。可以发现，在上面例子中，摹状词是通过描述对象的属性来确定指称对象的，而同一个客体对象的不同属性都有可能成为摹状词的意义。也就是说，因为呈现同一客体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所以会出现意义不同而指称相同的情况。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值得关注，即“语言符号没有意义但可以指称对象”。何英玉博士认为，专名可归入此类，“专名只用来指称对象，没有概念意义，不表示对象的特征，它只是替代符号，不是描述符号”。（何英玉，2000:14）

3.2 造成意义和指称相矛盾的原因

意义和指称之间的相互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呢？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2.1 实指性客体和意向性客体的差别。苟志效先生认为，从对象的性质来考察，意义和指称的对象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实指性客体（actual object），一种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苟志效，1999:71）当指称的对象是实指性客体时，意义和指称相一致。虽然任何一个实指性对象可以随着指称关系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意义，但每一意义总是和与它相联的具体指称过程相一致。然而，当指称的对象是意向客体时（即人们常常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创建一些虚无表象，它们可以作为指称的对象加以思考），指称和意义便发生了分离，此时，语言符号往往有意义而无实指性对象。所以，意义既可以和指称对象完全一致，也可以和实指性对象相分离。

3.2.2 人类认识的发展冲破旧有秩序的结果。由于人类的发展，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发现对象的新特征、新规律。这势必要打破名称所命名的原有对象世界的秩序，并导致人们对其进行重新界定与分类的行为发生。换言之，对象的新特征、新规律的发现会在语言符号的意义中得到反映，刻上新的烙印，从而造成意义盈余，与原有指称不相协调。

3.2.3 语言符号突破自身界限的需要。一般认为，指称过程是语言符号突破自身界限指向外部事物的过程。虽然，语言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一旦约定俗成地确定下来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当外部世界的变化超出一定的限度和范围，甚至发生质的变化时，人们势必重新命名对象。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指称原有对象的名称与它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语言符号需要突破自身的界限，以新的形式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最终，就形成了同一个对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而且这些不同名称又有各自的意义情形。

3.3 意义和指称相互制约

分析表明，意义有时的确和指称对象相一致，此时，离开了指称对象，意义就会没了着落。但有时意义并不实指客观对象，而是根据语言符号的逻辑规定指向自己设定的对象。因此，意义和指称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下面我们针对意义和指称在具有正常对应关系时，二者在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一下分析。

一方面，语言符号的指称关系规约着语言符号意义的内涵。“存在决定意识”是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发生论为依据，指称对象先于意义。语言符号是人们约定俗成地用以指称外部对象的，而语言符号的意义则是人们对外部对象的认知结果积淀到一定程度，需要以语言符号把握这一对象的过程中获得的。我们知道，语言符号一经约定俗成地用以指称和表示某类对象，就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稳定的实体，不可随时或任意改变。即使外部对象世界发生了变化，人们往往也不是采取改变名称与其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的办法来附和，而是把对象新的内容、新的特征纳入语言符号的意义之中，以不断膨胀着的意义适应对象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外部对象经过科学的不断挖掘，新特点可能会“不断涌现”，使名称获得新的意义，然而这些意义变化仍然在指称关系的范围内。以“基因”和“原子”两个语符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基因”是英文gene的译音，“指存在于细胞内有自体繁殖能力的遗传单位”，它最早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所建立；“原子”是指“组成单质和化合物分子的最小微粒”，作为一种学说，它是19世纪初由道尔顿在研究总结了化学变化的许多重要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从当代科学的发展来看，人们又发现了基因和原子的许多新特征。如果以这些新特征为标准，恐怕孟德尔的“基因”概念和道尔顿的“原子”概念都不能用来指称基因和原子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孟德尔的“基因”概念和道尔顿的“原子”概念却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深入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并被继续用以指称基因和原子。由此可见，名称所具有的新的意义只不过是实在的不同特征的反映，但它并不否定“名”与“实”之间的指称关系。这种指称关系不仅为科学理论提供概念框架，使之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还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性。简而言之，语言符号指称的实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可能具有的内涵意义。

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影响和制约着指称关系的范围。在论及句子的指称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时，弗雷格认为，一个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指称联合确定该句子的直值，因此，句子各部分的含义确定该句子的真值条件，即句子各部分的含义规定了语句指称对象的条件。（参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3-4）再以语词“牛”为例，现实世界中的“牛”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规定了“牛”这个语词的意义为：“哺乳动物，身体大，趾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尖端有长毛，是反刍类动物，力气大”等。对于语言使用者来说，意义先于指称对象。我们之所以用“牛”来指称现实中的对应物，是因为并且仅仅因为对指称对象有一定的认知，即对上述有关牛的诸义子或其中几个义子预先知晓，也就是说，意义成为指称对象的预设，意义规定指称对象。分析表明，语言符号的意义实际上规定了它们真正的指称对象的条件，只有当外部对象满足了语言符号的意义即指称对象的条件时，语言符号才能真正地指称外部对象。换言之，语言符号的意义规定了名称指称対象的可能性和条件。当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名称与其所指是一一相对的，该名称的意义也是确定的，我们只要领会名称的含义就可以确定其所指，反之，只要能知道所指，那么也就能把握其含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于任何给定的含义我们往往永远也是不能找到与该含义对应的全部的指称。这样一来，语言符号的意义就具有了双重功能：既为名称的所指确定大致的范围，使人们有可能根据给定的含义确定名称的所指；又使语言符号具有开放地指称外部世界的可能性。语言符号的意义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它对语言所指对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撇开了具体指称物个体间的区别，使语言从某一侧面统摄它所指的对象。

另外，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之间的制约关系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首先，从静态来看，语言符号的意义越抽象、概括程度越高，其指称范围越广；反之，如果语言符号的意义抽象程度越低，它的内涵越丰富，其指称范围就越小，所指对象的数量越少。再则，从动态来看，指称范围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意义的变化，然而意义的变化不必导致指称范围的变化，这是因为意义的变化应该以所指对象为限度。由此可以说，根据一定的意义就能确定指称，而从一定范围的指称出发，就可以概括出语言符号的意义。（参见王晓升，199:111）

3.4 意义和指称间关系的确立

从上面的论述之中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1）意义和指称不是一回事；（2）意义和指称在认识活动和知识形成过程中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但意义和指称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确立的呢?

我们认为，意义与指称间的本质关系不妨通过“语言——思维——世界”这三元构架加以确立。

在认识活动以及知识形成过程中，指称关系是由多种因素确定的。英国学者理查兹和奥格登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陈述被做出或被解释时，都包含三个要素：精神过程、符号和一个所指——某个被思考的东西。”二位学者还用三角形图示形象阐释了三要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