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 · 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期：话语之互动

本期主题：话语之互动

主持人：田海龙


田海龙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明互鉴需要文明互译，文明互译则涉及语言的使用。然而，语言的使用并非简单，它涉及与语言使用相关的诸多社会因素。这便是当下人们普遍谈论“话语”的缘由，也构成讨论“话语之互动”的基础。以此为题，这一期《“文明互鉴 · 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就中国话语对外传播建言献策，贡献智慧。这五位专家都亲自主持过与该主题相关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相信他们的见解会提供更多的启示，引发更多的思考。


话语互动的三个特征


田海龙

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强调信息传递的“交流”不同，“互动”的概念强调交流双方的彼此作用和影响。交流可以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实现，但是互动则要通过“话语”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来完成。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既包括使用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完成交际任务，又涉及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因素（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权力关系、社会身份、机构权威等）。基于此，“话语互动”的概念继承社会学关于“符号互动”的论述和社会语言学关于“言语互动”的论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因而也承认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意义产生的偶然性。然而，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提出“话语互动”概念，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互动需要通过语言使用层面的“互文”和“互译”来实现。

       就中国话语对外传播而言，如果这种传播不是单纯的意义表达和传递，而是希望所表达的意义融入不同的文化/文明语境之中，在实现“再语境化”的过程中与当地已有的某些意义相融合，并生成一种为双方或多方都乐于接受的新意义，那么，中国话语对外传播更应该是一种话语互动。这种特定的话语互动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中国话语包含的意义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是社会现实的再现，因而中国话语是对中国现实的再现。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对这些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描述和再现即是当下的中国话语，它一方面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描述和再现这些改革开放新举措和新实践的方式上。换言之，中国话语的内容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社会巨变，其形式是基于这些社会实践的新概念和新表达。

       第二，中国话语对外传播即是中国话语与其他国家话语的互动，这种互动以彼此语言形式之间的“互文”为前提。中国话语中特有的概念和表达如果能够融入其他国家的话语之中，需要采用与这些国家的话语中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西时在讲到“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时，引用了巴西国会大厦的设计者尼迈尔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生活将更加简单”。这是一个很好的借用别国话语中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话语意义的例子，其互动效果比单纯地使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第三，话语互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论是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语境化提示”分析，还是批评话语研究的“语境模型”分析，都表明话语互动的效果因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程度不同而显示出不确定的特征。这对于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启示在于，话语互动过程中语言使用层面的互文和互译，只有通过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体的消化和接受，通过这些社会主体已有的认知框架进行过滤，才可能达到社会因素层面互鉴的社会互动效果。因此，若要获得理想的话语互动效果，语言表达层面的互文和互译不可小觑。

对外话语之“话语秩序”

尤泽顺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话语事件是核心。话语构成及其符号化表征和话语传播交流是话语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的两个基本要素，话语构成及符号化表征使意识形态、权力、社会结构等实现物化，成为可感符号，并通过符号被感知实现社会功能；话语传播交流使可感符号在不同对话人之间实现传递并被感知。对外话语交流是话语实践的特殊形式之一，其话语构成包含两种及以上文化/文明，其话语传播包括语际翻译和传播。话语构成是起点，话语传播是交流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

       从实践看，话语秩序（历史话语）是具体话语（再）生产的基础，话语事件是触发因素也是主要构成内容。任何具体话语都不是全新话语，而是话语秩序面对新的语境的重新组合和创新，是话语秩序与话语事件竞争与妥协的结果。在对外交流中，话语构成必须符合话语对象的认知特点才能被有效感知，它还必须立足于本土才能准确表达话语主体希冀表达的意义。当今国际交流语境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文化/文明“历史话语”，近期任何新的具体话语构成都难以完全逃离其内在影响，甚至在不经意间还会陷入其设定的话语框架，成为进一步构建和维持其话语霸权的“共谋者”，话语主体重点表达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也被淡化或扭曲了。对此，中国应该从理论上梳理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历史话语，为具体对外话语构成提供更多美欧文化/文明历史话语之外的选择；在对外话语实践中，应尽力超越美欧文化/文明历史话语框架，更多运用中国特色历史话语对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释，准确传达我方意义。

       以国际关系（外交）话语为例，国内外多数研究常默认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历经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演变逻辑。然而，从纵向上看，该话语通过“现代/非现代”区分，把之前几千年群体/组织（包括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排除在国际关系讨论范围之外，使那些更加久远的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对待。从横向上看，该话语主要围绕美欧文化/文明构建国家间关系发展谱系，一方面否认非美欧文化/文明同样存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事实或将之认定为“异类”，另一方面将该发展谱系构建为全世界共有的历史话语。在此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近十几年来试图超越该西方主流话语，去构建另一种国际关系历史话语和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努力值得赞赏；中国学界和各对外交流部门努力在话语实践中运用中国特色历史话语对国家间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富有创新性的解释值得推崇。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策略


胡开宝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向国际社会宣传以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带一路”“中国梦”“命运共同体”等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术语相继在国际主流媒体中得到广泛传播。然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国外媒体、组织和个人常常曲解我国政治话语的内涵，怀疑甚至抵制对我国政治话语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和相关举措。为此，我们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要求，采取多元化传播、差异化传播、立体式传播和柔性传播等传播策略，多主体、多介质和多方式地向国际社会传播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努力实现我国政治话语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


       首先，我们应当发挥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采用会议或论坛等物质介质以及文字和图片等符号介质，全方位推进我国外交话语的对外传播。作为传播主体，学者不仅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而且还可以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就中国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

       其次，应当挖掘并提炼我国外交话语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增加我国外交话语与国外受众之间的文化接近性。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故事化和案例化，生动形象地向国外民众宣传中国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让国外民众不知不觉中理解并认同我国核心价值观。我们还可以围绕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承载的核心价值观，设计特定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符号进行对外传播。2014年，新华社设计了“玉兔”这一特定的中国文化符号，利用微博和微信向国外民众宣传我国航天登月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

       再次，外交话语的翻译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战争隐喻或冲突隐喻，应尽量少用表示命令和强制的高量值情态动词，多用更具协商性的低量值情态动词。高量值情态动词的频繁运用常常会让国外受众觉得话语传播方式比较强势，从而拉大说话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加强话语政策战略规划 构建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杨明星

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疫情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如何构建、设计和规划与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适应的话语政策和话语格局，如何提升大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这是国内学术界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鉴于外交话语的特殊属性和话语权独特生成规律，根据福柯“话语即权力”思想和中国外交话语权构建的实际需要，应提出和倡导“话语政策”（discourse policy）这一新概念。话语政策是指国家等话语行为体，为推动话语生成、话语构建、话语治理、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实践、话语接受和话语赋权等方面所实施的指导原则、顶层设计和政策法规。话语政策与语言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政策侧重研究语言教育、语言培训、语言保护、语言翻译、语言服务和语言技术等层面，而话语政策则更加注重语言的表达运用和话语权的生成方面。应采用语言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野，统一规划和整体推进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制度化、一体化、分众化、多边化和信息化建设，全力打造一个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适应，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

       外交话语权的制度化建设要以“话语架构”（discursive framing）为切入点，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出台一系列引领和推动外交形象构建的的话语政策和制度，为大国外交营造正向国际舆论氛围。要精心塑造和整体布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线路、建设精神、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等话语子系统。

       外交话语权的一体化建设涉及外交话语构建三维模式，即“构译传”三步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要依次经过话语构建（中文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表达）和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三个关键路径。“政治等效”是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主要原则与重要标准，应采用跨学科分析视角，全方位、一体化、多维度、系统化探索和推动“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精心打造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话语建构体系、话语翻译体系和话语传播体系。

      外交话语权的分众化建设涉及“话语分众”（discourse demassification）传播理念。要详细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的迥异性以及地区国别差异性，创建个性化的、分众化、精细化的国家形象传播模式，应构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适应的话语分众化构建、话语分众化翻译和话语分众化传播机制。

        外交话语权的多边化建设要强化全球性和区域性“话语对接”（discourse integration）和“话语融通”。在全球性性多边话语对接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现了与三大国际组织的战略融通；在区域性多边话语对接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现了与多个区域性组织的战略融通。

      外交话语权的信息化建设应推动多语种、多国别、多模态、多功能外交话语在线数据库、语料库和术语库建设。重点研制和创建外交平行语料库、可比语料库及可视化语料库，打造一个集外交话语“构翻传”、外交政策分析、境外舆情监测、外交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高端智库建设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信息和数据平台。

       应将话语政策的研究和规划列入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将之提升到语言政策研究的最高层次之一。应全面考察和总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模式和策略。中国在“话语行为”（discourse act，即外交话语的行为性、实践性构建）以及使用故事化的话语风格和叙事方式等方面独具特色。应加快推进面向大国外交的“外交话语学”学科创建和人才培养工作，并在此独立前沿学科框架下，构建“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和“外交叙事学”等分支学科群，真正体现中国外交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充分发挥话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作用


汪少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话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话语既可表征现实，又可建构现实。因此，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通过话语去理解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我们不仅要研究各国形式多样的话语，而且还要探究话语背后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我们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用话语理论去描述世界各国话语和中国话语语言特征的异同，阐释话语共通的认知机制，解释话语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及其异同形成的原因，深入研究话语背后的社会认知和个体认知，求同存异，共情同理。当然，鉴于中国话语独特的社会文化性，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国外的话语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而不能生搬硬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才能读懂世界各国人民的人心，也让世界各国人民读懂中国的人心。只有读懂人心才能做到人心相通，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话语可以建构现实。我们可运用制度性话语，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比如，我们可进一步增加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在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正在形成的国际制度上增强设置引导议程，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

       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经济遭受重创，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我们必须依时顺势，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创新话语表达。从历时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经历了一个由外交政策思路到外交战略理念，再到国际战略理念的演变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端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倡议。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相继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最近，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拓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内涵和现实价值，提出“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逻辑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目前已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将来还会产生深海命运共同体、极地命运共同体、太空命运共同体等各种新型命运共同体。

       总之，我们只有充分发挥话语的表征功能和建构功能，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特征，才能融通中外，开放包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一家，走向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