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突发公共事件时信息畅通、生命救助、舆情引领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历来重视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并将其纳入新时代语言文字发展规划纲要推进建设。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应急语言服务、完善应急语言管理规划与建设的契机,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鲜有研究从学科视角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研究课题与研究范式等话题。鉴于此,本文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例,从应急语言服务视角出发,围绕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研究课题、研究范式进行论述,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十大研究课题与三个研究范式,认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大有可为,希望为满足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需求、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提供多维思考。

关键词：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学;应急管理;新冠肺炎;突发公共事件

引言

危机时刻,信息畅通,人命关天,责任重大（Uekusa,2019）。国家应急语言服务水平是国家应急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我国高度重视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无论是2012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还是2016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都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语言应急服务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应急语言服务能力指危机时刻国家整合语言和人才资源、处理突发事件的特殊能力,是实施紧急救援、保证信息畅通、维护社会稳定、助力国家形象的重要保障。

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是对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体系的一次大考。针对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在海外捐赠物品的归类标识、药品名称及使用说明翻译、方言翻译、宣传标语制作、救助信息多语翻译,还是在外籍人士交际语言援助、对外信息发布、病患心理安抚以及舆情监测等方面均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同时,此次疫情危机也暴露出我国在应急语言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王立非,2020）,主要体现在：灾前准备不足,医护人员不熟悉当地方言,医患双方存在交际障碍;应急语言人才匮乏,语言志愿者学科背景知识不足,影响工作进度;宣传标语和日常交际中存在语言歧视与语言暴力现象;疫情信息的编译与发布滞后,个别谣言、谎言频现社交媒体等。这些不足之处提醒我们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刻不容缓,提升国民应急语言能力势在必行。

当前学界对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还不多见,滕延江（2018）讨论了美国的紧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为我们了解他国经验,进行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提供了启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学者们呼吁重视应急语言服务规划与建设,例如：王立非（2020）倡议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整合资源,加大应急语言人才培养力度;李宇明（2020）主张加快开展医疗话语、灾难防控语言研究工作,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王辉（2020）建议做好语言储备,发挥社会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李艳（2020）倡议实施语言救援,满足多语种、多样化信息需求。应急语言服务也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海外学者主要围绕自然灾害、战争难民、突发事故、急救中心医疗服务等问题开展讨论。O’Brien（2020）倡导采用机器翻译为少数族裔群体提供高效语言救援工作;Penn,Watermeyer & Nattrass（2017）讨论了医疗急救中心如何借助现场（或远程）语言服务,帮助弱势语言群体克服交际障碍,提供医疗救助;Doroja-Cadiente & Valdez（2019）则从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视角出发,考察了台风对灾区语言景观的影响;Uekusa（2019）结合灾难的预防、救助及灾后安抚工作,提出“灾难语言学”（disaster linguicism）概念,倡议对各类语言需求群体实施语言服务。

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我们对应急语言服务本质、内涵及实践的认知。目前鲜有学者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课题与研究范式,而知晓该领域的研究话题、关注领域、研究重点、研究范式有助于提升其学科地位,提高应急语言救援与反应能力。鉴于此,本文从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出发,讨论其关注的主要议题和研究范式。同时,笔者认为,设立应急语言服务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创设应急语言服务学科,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学科建设与科研力度,助力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与应急管理响应机制。

主要内容

一、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

众所周知,应急语言服务在自然灾害、人造危机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应急语言服务时间紧迫、类型多样、任务复杂,涉及多部门、多学科、多区域,需要国家动员、部门协调、多方组织、共同作战（滕延江,2018）。就其学科属性而言,应急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及多模态性的特点。

首先是跨学科性。应急语言服务涉及语言学、方言学、应急学、医学（或其他专业学科）、交际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新闻学、舆情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单一学科知识难以满足特殊时刻的需求。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应急语言服务需求体现在医疗救助、医患对话、方言沟通以及信息传递等多个层面。这种多维需求,除了要求服务人员的语言（外语）能力之外,还需要基本的应急救助知识：既要救助他人,更要保护好自己。如果没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储备,无论是信息交流,还是专业知识答疑,单纯的外语人才都难以达到预期要求。例如,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涉及许多医疗术语的翻译,很多外语专业人才平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往往现学现用,现场查找海外捐赠产品的医用物资标准文件,寻求医学领域背景同学的协助,术语翻译最后仍需专业医护人员进行质量把关。

其次是跨文化性。应急语言服务中的跨文化既包含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包括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例如,此次疫情防控全国驰援湖北,部分来自北方省份的医护人员听不懂当地方言,存在交际障碍,影响患者救助。实际上,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转换属于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范畴。语内翻译不仅涉及不同方言谱系之间的翻译,还涉及把复杂信息、专业化医疗术语用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释义问题,便于交际双方保持信息畅通（Jakobson,1959）。两种不同语言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工作是跨文化性的另一层面：疫情面前,对外信息发布、新名词翻译、多语种手册、网络舆情监控、心理安抚等工作除了语言转换之外,还要考虑受众的心理感受,体现人文情怀,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中国战“疫”声音。

最后是多模态性。多模态性指应急语言服务载体的多元性,除了传统的文本形式之外,还有音频、视频等其他模态形式。例如,此次疫情防控的宣传标语大多充满正能量,言简意赅,鼓舞士气,构成了独特的语言景观现象。再比如,为了帮助医护人员快速听懂当地方言,由专业人士编制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遴选了156个词和75个短句,提供微信版、网络版、在线服务、视频软件等载体形式,方便传播与使用,广受好评（晓文,2020）。不仅如此,许多网络达人还专门创作了抗疫歌曲、快板、琴书以及加油祈福的短视频。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模态形式宣传抗疫中的好人好事,从不同层面服务于疫情防控,既体现了应急语言服务的多模态性,同时也生成了新的语言产品与语言资源。

二、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课题

如上文所述,应急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多模态的特点,应急性强,服务要求高。根据其学科属性,笔者建议,未来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话题。

1.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研究

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关乎全局,做好顶层设计,规划研究十分必要。笔者建议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宏观层面包括国内外应急语言服务政策、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人才招募、应急语言服务资源平台规划建设等方面,从语言资源、语言政策、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好规划工作,保证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中观层面包括各个行业（如能源、交通、通信、教育行业）、机构如何从自身出发,做好应急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地方政府、社区如何做好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安抚等工作（Alexander,2015）。微观层面包括研究应急语言特征,探讨应急语言服务的最佳提供方式、途径,对个体、家庭开展应急语言的预防教育。此外,为了保证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建设落到实处,建议组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机构,协调政府、组织机构开展工作;成立智库团体,群策群力;筹建应急语言服务协会等学术组织,筹备学术会议论坛,扶持青年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学术期刊开辟专栏,鼓励学者参与讨论等。

做好相关行业领域（的）应急语言服务规划。以航空业为例,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行业,航空业的应急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无论是应急手册的语言翻译,还是空乘人员的素养层面,都设有专业的应急响应机制。但是在突发情况下还应思考：应急广播的语言使用有何特点?如何安抚乘客恐慌?如何启动响应机制?不仅如此,国际航班上乘客越来越多元化,配备多语言翻译并不现实;空乘人员如果用第二语言进行广播,他们的语言水平如何?一旦乘客突发疾病,如何做出应急处置?（Bukowski & Richards,2016）这些话题均可以从应急语言服务视角切入研究。

2.应急语言舆情与语言安全

语言舆情的本质是收集公众意见,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魏晖,2017）。语言舆情对语言安全有重要影响。首先,应借助现代科技,采集分析微信群、微博、论坛上发布的信息,及时掌握舆情动态,了解民众的关切点与心理情绪变化,化解危机（李艳,2020）;同时,运用语言大数据分析,传递与引导正能量故事,公开、透明、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消除群众的焦虑、恐惧心理。其次,在应急情境下,掌控突发事件的国际话语权,回应国际关切;提升多语传播能力,用海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传播中国抗疫的声音;坚决回击海外媒体的虚假、歧视性报道。例如,收集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肺炎疫情的相关讨论,从中发现公众的社会关切,了解社会热点话题,为疫情防控作出决策部署。再比如,跟踪检测海外主流媒体（含社交媒体）的有关报道,如果发现带有偏见的不实信息,尽快予以反击,树立国家良好形象。

语言安全关乎国家战略,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形式。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戴曼纯,2011）。对于国家关键语言（王建勤,2010）、周边国家语言（张治国,20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沈骑,2016）以及国内民族语言、方言等应当进行资源储备,目的都是确保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语言服务“有备”“好用”。语言安全与应急语言服务跨学科整合会进一步丰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利于储备相关专业人才。在研究话题层面,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开展应急语言语种储备研究。随着我国居民海外活动范围的扩大,中国公民在海外旅游、留学、经商、维和及外援等活动越来越多,中国承担的世界责任日益增多,对应急语言服务提出了新要求。除了上述各种语言储备之外,从语言安全与应急语言服务视角开展研究势在必行。

3.应急医疗救助语言服务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人口流动加速,境内外籍居民逐渐增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些群体有外语及方言的现实语言需求。当前,针对语言特需群体的语言研究还不多见,以下相关话题有待深入探讨：这些群体语言使用有何特征和偏好?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交际障碍?紧急情况下,他们如何使用急救医疗服务?他们如何与电话接线员进行热线交流?他们如何与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交流?在急救中心,这些语言特需人群是否需要语言服务?需要什么类型的语言服务?医疗机构是否提供这种应急语言服务?如果现场没有,有没有远程的语言服务?现实中,应急语言服务更多地面向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在紧急情况下,面对国内居民,医护人员如何简化医疗专业术语相关语言,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这些应急语言有何特征?简言之,急救中心的会话研究,无论是患者与接线员的急救电话会话,还是急诊室内医患双方的交流,甚至医生与儿童患者的对话,都是很有意义的话题。未来需要加大这些方面的研究力度。

4.应急语言心理安抚与康疗

危机时刻,无论是灾中还是灾后,突发事件都会给当事人带来身心创伤,甚至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理阴影。应急语言服务中的语言心理安抚与康疗服务非常迫切和必要,其服务群体不应仅针对有语言需求的外籍或者少数民族群体和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所有人群都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志愿者或者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进行心理疏导：走近对方,获得信任,帮助他们打开心扉,分享自己的经历。此类应急语言安抚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心理安抚人员需要与寻求帮助的人建立一种长期信任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关心爱护好他们的心理健康。例如,Tsutsui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日本关东大地震和海啸给灾民带来了长期悲伤症,灾后失去亲人的群体更容易产生应激障碍或重度抑郁症。此外,Guthrie（2018）的研究以2010年海地莱奥涅地震两年后的心理康疗为例,探讨她在海地进行语言康疗的经验。她指出,单次治疗适应急性紧急情况,灾后还需要对受伤害群体进行可持续的跟踪康疗,减轻灾难幸存者的心理困扰。

5.应急语言地图绘制

语言地图是准确掌握语言资源、储备领域人才的基石。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外地医护人员听不懂湖北当地方言,语言沟通存在障碍,这说明平时的语言资源普查、语言地图绘制等方面的工作存在不足。众所周知,语言地图研究除了方言地图描绘、语言典藏与文献记录之外（滕延江、苗兴伟,2010）,还涉及全方位的语言资源、语言国情调查,不同区域、行业、领域和人群的语言使用倾向等内容。唯有平时做好工作,才能在紧急情况下有备无患,将语言地图与应急语言服务紧密对接,迅速反应,保证救援人员的交际需求。鉴于此,笔者建议今后国家人口经济普查时把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列入调查统计工作,了解各地区以及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作为社区或者基层组织,要对本辖区内居民来源、语言使用特点和方言谱系等信息建档归案,一旦危情发生,可以迅速响应,提高针对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无论是《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音频材料》,还是《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在健全应急语言服务、提升语言服务能力方面都发挥了卓越作用。这些材料出自一线医护人员与专业人员之手,系统全面,针对性强,经过了实践检验,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应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重视。

6.语言歧视与语言暴力矫治

应急语言服务除了提供语言援助之外,还要关注突发事件防控中的语言使用现象,警惕并防止“语言次生灾害”,以免给民众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应对。然而,在全力防疫、抗疫之际,一些不文明、不和谐的心态在各地蔓延,无论境外、境内都存在某些令人忧心的语言使用不当现象。

首先,在新冠肺炎病毒的命名上,由于对新发病毒的认知需要时间,这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少数境外媒体使用“武汉肺炎”“中国病毒”进行歧视性报道,出现多起针对疫区、中国公民的污名歧视现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个别媒体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我们必须反对“信息病毒”与“政治病毒”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国内个别地区对来自武汉甚至湖北的同胞采取排斥、非友好的态度,恶语相加;少数企业不管员工身体是否健康,解雇来自湖北的员工;一部分房东拒绝接待来自湖北的房客。隔离病毒,并非隔离爱,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无良知、非理性的语言歧视现象,防止侵害无辜者的权利。

其次,宣传用语中存在语言暴力现象。疫情面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然而,现实中,个别地方的标语简单、粗暴,缺乏人文关怀,容易产生对立隔阂,甚至引发冲突。例如,在一些乡村地区,一些宣传标语让人不寒而栗：“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互相来往”“这里没有雷神山,也没有钟南山,只有八宝山”等。这些口号式的标语简单、直接、粗暴,字里行间充斥着恫吓、威胁之戾气,悬挂于公共场合,实属不妥和不雅,反而破坏了精神文明。相比而言,有些标语就文明化、人性化很多,例如：“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点返乡回到家、居家观察14天、出现症状要报告”“少出门、多居家、网络拜年乐大家”“戴口罩、讲卫生、勤洗手、勤通风”“你不聚、我不聚,你我齐把病毒拒”等。病毒无国界,疫情防控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境外媒体的语言歧视现象、境内宣传标语中的语言暴力问题。所有这些语言使用现象都为应急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比如：可以针对社交媒体上有关疫情的文字使用现象（文字、图片及视频）,进行语言使用的多模态分析;研究公共场所的宣传标语,发现其中的语言特征,有效地进行语言暴力矫治工作等。

7.应急语言服务技术

云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现代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极大提升了应急语言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也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带来了新的生长点。例如,《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的编写集中了科研院所与科技公司的资源与技术,是科技、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实践。不仅如此,机器翻译、智能机器人、语音合成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语言实践领域,这些技术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在风险防控、灾害预测、病患救治、心理安抚等方面大显身手 （O’Brien,2020）。

此外,高科技的融入有利于应急语言资源人才数据库的建设。应建立应急语言人才资源库,储备特需语言高端人才,为大型突发公共事件、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提供应急语言服务。例如,医学专家运用精密的计算机模型追踪和预测疫情发展,可以模拟高度真实的场景,方便人员调配与培训所需各类服务人员（Howe et al.,2011）。不仅如此,还可借助大数据分析,挖掘语言文字背后的信息,找准群众的关切点与舆情热点,增强应急语言服务工作的有效性。比如,针对此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技术产品进行质量与使用效果的对比考察,调查这些软件、应用程序及电子产品的用户体验度,从而提出改进措施。

8.应急语言服务质量评估与建设

应急语言服务具有临时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特征。无论书面的笔译还是面对面的口译服务,由于需求紧急,加之多为志愿服务,难以实施质量追溯,缺乏有效监管。当前,针对应急语言服务更多关注“有没有”的问题,至于“优不优”的问题则少有涉及。但长远来看,应急语言服务实践需要把服务质量评估纳入其考虑范围：设定评估指标,采用志愿者自评、用户跟踪测评的方式,回访提供语言服务的当事人和接受语言服务的受益人,采集相关数据,建立应急语言服务质量考核数据库。例如,考核语言提供者的语言质量、耐心程度、问题解决能力;发现应急语言服务中的漏洞与不足,未来逐步加以完善。

除了对提供语言服务的志愿者个人进行质量评估之外,还要考核语言服务提供商（含应用软件程序、设施）的语言服务质量,并且根据测评结果,逐步将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业务外包给信誉好的专业服务提供商。对于部分小语种语言服务,建议由专业的语言服务商提供,这样既可节约成本,又能克服语言服务志愿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弊端。未来应着眼于长远,逐步建立应急语言服务人员的认证体系、考核体系、准入机制与考核淘汰机制,切实保证高质量应急语言服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就科研层面而言,许多话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9.应急语言服务伦理

首先,应急语言服务是在危机时刻为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只要与人打交道,就难免会涉及伦理问题（Shepherd & van Vuuren,2014;Uekusa & Matthewman,2017）。伦理问题关乎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道德、隐私、情感、心理等诸多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具体说来,应急语言服务伦理问题主要涉及应急语言提供者与服务受益方两个层面。需要对语言服务提供者进行必要的伦理教育,保护好服务接受者的个人隐私,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公开对方的个人信息、语言特征以及交谈内容。有的情况下,尽管个别人需要语言援助,但由于担心自身身份暴露,导致他们不敢求助,延误救治（Santos-Hernández & Morrow,2013;Uekusa & Lee,2018）。在不触及法律底线的前提下,语言服务提供者需要尊重对方的合理诉求。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还包括：接受语言服务的人是否可以提出额外的非语言服务层面的要求?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较为妥当?由于大部分应急语言服务是自发的人道主义服务,如果因为信息传递失误,或者解释相关政策条例不得当而给对方造成损失,或者出现纠纷,如何解决?

其次,除了上述语言服务双方当事人之外,还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希望在灾难发生后立即赶到现场,访谈有关人员,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伦理道德上审视,当事人可能正经历最痛苦的时刻,需要安静休息,如果此时打扰受害当事人,是否妥当?这些问题需要统筹考虑（O’Brien,2020）。换言之,获取访谈数据需要区分时间与场合：个别研究者只关心自己的研究数据,不能积极参与救援;有的情况下,研究者进入现场后,他们的安全问题可能会给灾害救助带来麻烦,这同样涉及伦理层面的问题。

10.应急语言服务国际合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Brien et al.（2018）分析了爱尔兰、英国、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国家的应急语言服务情况,发现不同国家的危机应对体系差异较大。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需要思考以下问题：世界其他国家的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现状如何?有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新西兰、美国等国家或机构的应急语言服务有何特征?他们的应急语言服务有什么好经验、好做法?这些国家或机构如何对捐助物资进行归类?他们如何招募、管理语言服务志愿者?他们对语言服务志愿者的管理有哪些方面值得学习?他们如何发布应急信息?作为地震频发国家,日本、新西兰对地震应急语言服务有何特殊需求?再比如,中国如何与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开展信息资源共享?如何与他国互派志愿者?如何进行专业人员培训?这些层面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落实。简言之,其他国家在应急语言体系的规划、建设与完善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当前,无论是单个国家的经验介绍,还是某个领域的系统文献回顾都比较匮乏。

三、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范式

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大多采用质化研究、量化研究以及质化、量化结合的混合研究三种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在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中使用的比例并不均衡,主流研究正逐步转向以质化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

（1）应急语言服务质化研究。质化研究作为一种描述研究,强调参与者的经历分享,多以当事人的视角详细记录语言服务的全过程,发现某些环节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改进的措施。例如,Lovari & Bowen（2019）通过对10位专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Johnson,2001）,调查某次洪水灾害期间地方州政府应急官员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该研究认为危机事件中需要有专人发布信息、提供资源,避免出现信息不匹配现象。其他质化研究方法,如叙事研究,通过当事人讲故事的形式,择取与语言服务相关的经历,还原历史画面,发现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线索,从中找寻研究数据,得出研究结论。

（2）应急语言服务量化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发现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假设,然后通过数据收集验证假设。比如,针对急救中心医患双方的对话,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其话轮特征。除了医学领域,Kim & Liu（2012）通过定量内容分析,采用理想的定量抽样方法（Petersen,2008）,调查了13个公司和政府组织如何应对2009年禽流感,数据来源是各组织发布的2 240份媒体材料,涉及为公众提供的指导信息、应对危机的指导方针等内容,发现政府组织主要强调信息的权威性,企业则侧重声誉管理;在危机应对方面,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

（3）应急语言服务混合研究。这类研究既包含量化数据,又采用个人访谈或者小组访谈的形式。例如,将语言服务中的医患对话转录成文本后,通过话语分析、会话分析等方法分析医患对话。Sarver & Baker（2000）研究了语言障碍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病人看完急诊后的复查预约,受试是714名会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急诊患者。研究者对患者进行采访,确定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健康状态以及是否使用应急语言服务等内容;然后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分析后续复诊情况。研究发现,有语言障碍的病人急诊之后的复查几率最低,说明语言服务的确可以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再比如,Iida（2016）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调查与2011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有关的诗歌描述内容,涉及78位日本第二语言（L2）学习者撰写的773份地震诗歌语料。研究者对这些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以展示第二语言作者描述和理解的突发灾难事件经历。

结 语

应急语言能力既是国家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体现（王辉,2020）。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建设对危机管控、社会稳定、公众生活、灾难救助等十分必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认知、反思应急语言服务的契机,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推进应急语言服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创新,健全、升级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要做到事前“有备”,事中“有应”,事后“有进”。学科建设有责任反映时代需求,学者更应该有责任担当,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初步探讨了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研究话题及研究范式等问题,希望能引发更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

（文章来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作者滕延江）